中国足协史上最严“大调控”,果真是意在终结高举高打的“恒大模式”?

依靠郜林、武磊的进球,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16日在南京以2比0击败叙利亚队,缓解了主帅里皮的执教危机。只剩3个月合同的里皮,在带队征战亚洲杯后走人成为定局。就在国足比赛时,新华社发布权威信息:2019赛季中超将设总投入“工资帽”、球员工资限额和转会费限额政策。

 

中超此前实行过限薪令等调控措施,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引发了阴阳合同等一系列乱象。随着广州恒大高举高打进入中国足坛,限薪令也名存实亡。此番此番中国足协重启史上最严“大调控”,是否意味着单纯依靠金钱驱动的恒大模式宣告终结?
    

 

 


 上次限薪调控以失败而告终

 

 

这次,中国足协为何要对中超球队进行限工资、限转会费、限投入总额的史上最严“大调控”?历史有时候是不断的重复,我们不妨从中国职业联赛的故纸堆里寻找答案。早在十多年前,中国男足职业联赛就对球员个人转会费、年薪进行过“双限”:球员的最高转会费绝不能超过500万元、球员年薪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。这一文件出台的背景,主要是当时国家体育总局认为足球水平低、球员收入高。有关总局领导当年甚至公开表示,职业男足选手赚钱多但成绩差,让举重、柔道等在奥运争金夺银的冷门项目选手情何以堪?

 

图说:里皮团队执教国足,一年没太多比赛,就有高达2000万欧元的世界第一年薪。限薪令下,或许里皮也很难以同样的价码续约。

 

显然,中国足协这种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的管理思维,和崇尚竞争、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思维背道而驰。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,当时几乎所有俱乐部都采取“阴阳合同”:给中国足协备份的阳合同严格遵守限薪令,不见光的阴合同才是球员转会费和年薪的真实数字。以2006年的上海申花为例,当时队内最大牌的李玮锋,转会费对外号称500万没有违规,但据说真正转会费1000万元左右;李玮锋的年薪在260万元左右,也超过了足协要求的100万元。限薪令是笼子的耳朵——摆设,在整个中国足坛成为常态。

图说:当年有限薪令,申花引进张玉宁对外公布的价格是500万。但还有签字费等费用,并没有计算在内。

 

由于中国足协对调控缺乏强有力的监管,限薪令反而引发一系列问题:阴阳合同、欠薪违约等乱象层出不穷,广州恒大和青岛中能扯皮制造的“刘健案”,前申花投资人拖欠吴金贵、杜威、郜林、孙吉孙祥和吴伟超的年薪案等,严重损毁中国足球形象,也把中国足协逼得颇为狼狈。显然,中国足协此前对球员个人收入和转会费的苛刻限薪,是阴阳合同乱象的始作俑者,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。

 

 

 


恒大模式光芒伴随隐忧

 

 

广州恒大的横空出世,彻底让限薪令成为了历史。依靠资本引进强力内外援,广州恒大成为中超七冠王、两次夺得亚冠冠军。这样的示范效应,引来华夏幸福、天津权健、江苏苏宁、上海上港、绿地申花、北京中赫国安、曾经的大连阿尔滨、本赛季的大连一方等纷纷效仿。 如今的中超,只有一种模式:大投入、大产出的恒大模式。这种投资推动型的发展模式,确实为中超联赛带来了荣耀。

 

图说:恒大模式依靠金钱驱动,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 

只是,恒大模式这种只想一夜搬树而非十年树木的迅速成功模式,为整个中超埋下隐忧。首先,中超俱乐部进入砸钱游戏的军备竞赛,整体运营亏损严重,大部分资金都给到队内大牌外援的转会费和薪水,客观直接造成外汇流失;其次,本土球员的收入畸高,尤其是恒大、华夏等民营俱乐部,郑智、郜林等国脚年薪高达2000万元。虽然存在就是合理,但依旧被普遍认为价格严重偏离价值。中国足协出台U23政策,也助推年轻队员身价和年薪攀比,年轻队员一夜暴富,没有了奋斗的动力,但实力和前辈们相去甚远。最后,尽管职业联赛和中国国家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和概念,但中国国家队再一次无缘世界杯等不尽如人意的表现,最终让决策者认为:纯粹由资金推动的中超联赛并不可持续,对于国足战斗力帮助不大。

 

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,恒大模式的症结是不培养球员,只是其他俱乐部优秀球员的搬运工。不差钱的恒大从其他俱乐部接连引进郑智、郜林、冯潇霆、曾诚等球员,至今还是主力国脚。尽管恒大足校开始涌现人才,包括恒大此前曾宣布要实现全华班,但球队在夏窗再度引进塔利斯卡、保利尼奥的做法,显然再度回归纯资金推送模式。

 

图说:国足的表现更有民族认同感,这是俱乐部成绩无法取代的。中超也确实出现了拜金主义现象。

 

在这一背景下,中国足球乃至中国体育的管理部门认为,抑制俱乐部非理性投资,全面降低俱乐部办足球成本,促进职业联赛健康有序发展,既合情合理,也将成为接下来的主旋律。当中国足协推出工资帽的时候,其实也意味着以资金驱动的简单粗暴模式走到了尽头,未来中国足球的发展模式,还是要更注重公正公平、健康运营和青训培养。当然,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,是中国足协做到做管办分离,发挥监管职能,能真正起到一个优秀行业管理者的核心作用。

 

 

 

相关链接:历史上,中国足协限薪令限出阴阳合同(来源:体坛周报)

 

“阴阳合同”始发于1997年的前卫寰岛时期,泛滥于2003年的甲A末年及2004年中超元年,在2006年的多种纠纷中达到高潮。阴阳合同的产生,还要追溯到当年足协制定的球员年薪不超过100万的规定。为了留住或吸引核心球员,俱乐部只好把符合规定的阳合同在足协备案,而私下执行更高年薪的阴合同。

图说:限薪令本意是好的,但按下葫芦浮起瓢,阴阳合同成为损害中国足球的幽灵,当年中国足协的不作为需要为此负责。

 

职业化20年来,面对中国足协的三次限薪令,除长春亚泰外,大多数俱乐部从未真正执行过。亚泰一直坚持球员顶薪不超100万的规定。但在2013年二次转会时,为了保级,他们从鲁能租借来赵明剑 ,6个月的工资为税后130万元这才打破了过去17年的坚持。

 

图说:当年恒大和青岛为刘健大“打”出手,阴阳合同的问题被暴晒于天下。

 

青岛中能和刘健的阴合同,正是中能俱乐部挽留核心、队长刘健的结果。当初签订至2013年12月31日到期的3年合同时,刘健的年薪只有80万元,2013年为了给刘健加薪,防止刘健转会,中能把刘健的薪水从80万元大幅度提高到了260万元,双方签订一份新的变更协议。只不过,这份合同没有拿到中国足协备案。

 

当年,中国足协不仅规定球员年薪不能超过100万,还要求奖金、补贴等不能写进正式的合同中,这也令各类阴合同五花八门。除限薪令,足协还规定转会费不超过500万,因此,李金羽 、祁宏、郑智、李玮锋等当年的标王,标价都是490万或500万。不过,这只是表面数字,这些标王真正的转会费,分别是1300万、950万、1250万、1000万,这也是“阴阳合同”的结果。只不过,那时候俱乐部都默认了“阴合同”,才没有节外生枝。因为,大家都清楚,没有阴合同的存在,核心球员都会人心思动,转往他处。

 

当年青岛中能和刘健的阴合同,正是中能俱乐部挽留核心、队长刘健的结果。当初签订至2013年12月31日到期的3年合同时,刘健的年薪只有80万元,2013年为了给刘健加薪,防止刘健转会,中能把刘健的薪水从80万元大幅度提高到了260万元,双方签订一份新的变更协议。只不过,这份合同没有拿到中国足协备案。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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