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话 | 如何让“减负”不再成为问题


“减负”是很多学生和家长关注的热点话题。而在邻国日本,去年却正式承认推行了30年的“宽松教育”失败。基于“现行教育与当初所期待的宽松教育及其本质性精神存在巨大差距”,日本中小学将不再削减学习内容,并从2020年开始,全面实施“去宽松化”的新课标。

同为人口稠密、民众普遍重视教育与学历的东方国家,在日本,“减负”这门“好经”为何会被念歪?现状何以离宽松教育的最初期待越来越远?邻国有哪些历史经验和教训,值得我们深思?

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,并将研究心向本报记者一一道来。


以日本为鉴,
脱离越减负担越重的怪圈
   

上观新闻:日本国内把1987年以后出生的一代称为“宽松世代”,因为正是在这一年,宽松教育政策开始全面实施。而纵览宽松教育方针下30年间日本实施的政策,比如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(缩减课本)、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,中国读者觉得十分眼熟,似乎与我们经常讨论的“减负”,在形式上多有相似之处。“宽松教育”和我们国内常说的“减负”是一回事吗?
   

陆一:日本宽松教育与我们平时经常说的“减负”,在出发点和政策形式上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,所以日本的历史教训,能让我们看清减负政策和实际学业负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。
   

概括地讲,仅凭“减负”政策达不到“减负”效果。学生的学业负担、家庭的子女教育负担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,单凭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、减少规定学时、公立学校去重点化、禁止竞赛选拔、给公立学校教育设上限这类政策,负担不仅减不下来,还很可能加重。
   

上观新闻:从结果来看,日本实现了教育的宽松化,现在正愁如何“去宽松化”,而在我国,不少家长感到近几年越提“减负”负担越重。这是为什么呢?
   

陆一:出发点相似,但中日的社会情况有两个质的差别。
   

第一个差别在于高等教育的选拔性。
   

我国目前高考竞争激烈,本科文凭还是有含金量的。在日本,由于18岁人口锐减以及前几年高校过度扩招,上一个日本大学变得非常容易,大量高中学习并不充分的学生只要交得了学费,就能读到本科。这种情况下,整个基础教育的弦松脱了,还动摇了高等教育的起点。这种关键文凭贬值的局面对整个国家都不是好事。当然,这不是宽松教育政策带来的效果,而是人口锐减和高校扩招过度共同促成的。

为了解释中日情况的第二个差别,我特别建议把不同的社会结构纳入考虑。拿日本的历史经验来说,你可以体会到宽松教育体现了典型的中产阶层愿望。
   

对中产阶层而言,一方面不忍心孩子以太大的代价参与学历社会的比拼,希望孩子被世界温柔地对待,避免和“赤脚”孩子野蛮竞争,最好取消硬碰硬的选拔。另一方面,中产家长又试图调动力所能及的所有资源和谋算理性,使下一代通过高学历保持住自己体面的社会地位。当然这也使他们自己背负很大的教育压力。
   

我们很能够理解基于这种心态而提出的“减负”诉求。且日本社会中产阶层庞大,社会均质化程度很高,宽松教育的理念容易达成共识,并且能够成为真切的行动———大家一起后退一步,缓和竞争。    
   

上观新闻: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日本不同,教育水平还有较大的地区差、城乡差,这会如何影响学业负担?
   

陆一:目前我国基于学历的社会流动还比较大,有庞大数量的家庭还在为造就第一代大学生竭尽所能。这个群体更相信通过艰苦的学力竞争获得公平的向上流动机会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他们承认学业负担是向上流动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他们没有捷径,只能依赖“应试”这条布满荆棘的攀登索,“减负”甚至不是他们的命题。
   

所谓衡水中学现象,正说明了这种全力以赴“造就第一代大学生”的需求切实且巨大。这个群体在公共议题中声音微弱,但不应被忽视。所以,“减负”政策在我国没有形成全体民众的共识。在行动中的那些负责任的学校、教师和家长,谁都不敢松懈。可见,由于社会结构,对减负问题从共识到行动,中日情况不一样。
   

但值得我们警醒的是,虽然我们实际的“减负”没有实现,但只要“减负”政策继续,日本宽松教育的恶果(公办教育空洞化、家庭教育负担倍增、抑制中产生育率等)便绕不开。更糟糕的是,正因为“减负”迟迟实现不了,一旦催生“减负”政策不断加剧的趋势,由此而来的家庭负担、应试负担只增不减;政策多变带来的升学焦虑,又会成为新的负担。我们必须脱离这个“越减负担越重”的怪圈。

 

基础教育提质升级
才是努力目标
   

上观新闻: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观点:仅凭“减负”政策达不到“减负”效果。为何一旦把“宽松”、“减负”作为政策目标,“好经”就会被念歪?
   

陆一:前面我从社会学视角回答你,这个问题让我们从教育学原理来解析。
   

日本实施“宽松教育”数年后,公共讨论中出现了一系列犀利的批评,比如“全世界小学生都知道的知识只有日本小学生不懂”“一旦宽松化就无法挽回”“科技立国成为泡影”。

 

日本著名教育学者苅谷剛彦曾批评宽松教育是“教育改革的幻想”。我认为,这类政策的致命错误在于迎合了两种乡愿:追求某种能够绕开选拔的“理想教育”,以及用学业负担轻重来衡量教育质量。
   

选拔和教育是一体两面、相辅相成的,正如“因材施教”是不可割裂的教育理念。创造性人才不可能在没有选拔的情况下,自动就能冒出来。相反,我们需要丰富多元的公平、有效的考试和甄选,把各种各样的天赋、才能、志向和努力,多角度地甄别出来,予以确认和激励,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。真正的“因材施教”也有助于防止过度教育。
   

然而,从宽松、减负出发的政策,往往敌视各种形式的考试竞赛。可这种“敌视”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:如果学生的天赋、才性无法被识别,学业努力得不到应有的激励,教育者也会丧失衡量学力的可靠依据。更有甚者,出于对考试、竞赛的厌恶,如果学校招生工作从遴选学生的才智,彻底异化为遴选学区房,这是饮鸩止渴。

 

绕开选拔看似轻松,可最终的教与学都会陷入盲目的焦虑、过度补习,导致教育资源错配、整体性低效。从教育学原理来看,选拔机制溃退的后果就是人才的湮灭、教育的失败。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不科学的选拔和被市场行为异化了的选拔,但以科学遴选人才、以进一步的因材施教为目标的选拔,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。这在教育学原理中叫“有效遴选”。    
   

上观新闻:在承认有效遴选的前提下,才能进一步谈更好的教育与教学。
   

陆一:没错。值得期待的基础教育改革,归根到底有赖于培育出更多高水平的好老师,提升他们的职业成就感、荣誉感、获得感和教育威信,树立师道。以及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、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,获得更大的尊重和话语权,发挥更大的影响力。
   

然而,现实中,我们看到“减负”有时会变形,甚至变成一种对优秀冒尖的限制,给追求卓越育人、不拘一格因材施教的教育者带来压力。有的学校和教师,就在政策的名义下推卸教育责任,把学校功课转移到家庭功课,把学校辅导变成家长辅导、课外辅导。这显然就和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。
   

事实上,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理念,会以负担轻重为衡量标准。教育是开启、是激发,是点亮学生心中主动投入学习的强大动力。尽责的教师还要作为学业的先行者,凭借爱心、责任心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,帮助学生少走弯路。
   

好的教育能够使学生进入好学乐学的状态,正所谓“乐此不疲”。在这样一个好学乐学的教学相长过程中,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,负担根本不成问题。所以,让我们重新直面真正的挑战:基础教育全面提质升级,才是明智的政策目标。

 

宽松教育的后续影响
   

上观新闻:后来,日本又是如何从实现“减负”转向反思“减负”的呢?
   

陆一: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,大家都看到了宽松教育的恶果。另一个转折点,是日本人意识到,不同的学业负担,其背后的根源其实是不同的。
   

概括来说,学业负担大致可以分为三种:考试竞争、超量补习和学业挑战。

 

他们慢慢发现:考试竞争烈度,取决于适龄人口数和高教资源供给;超量补习的负担,要通过回归教育规律来化解;而学业挑战未必成为负担,不能因材施教才构成负担。
   

在过去30多年的日本,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自我提高、不断进取的拼搏精神,消除了为应试而不断刷题的学力培养压力,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、图安逸不勤奋、害怕担负责任、受不了批评、整体学力跌落的“宽松世代”。
   

如今,箭在弦上的“去宽松化”政策需要合格的师资队伍支持。但今天的年轻教师正是长大以后的“宽松世代”。对习惯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长大的他们而言,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严格要求、重视质量、重视挑战。学得不好要批评学生的话,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   

这无疑提醒我们:教育本质上是从紧入松易,从松入紧难。宽松下来容易,再要紧起来就难了。


栏目主编:龚丹韵 题图摄影:邵剑平 图片编辑:项建英

来源地址:对话 | 如何让“减负”不再成为问题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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